民营老板向总理写信说太憋屈受邀入提意见

  桔子酒店CEO吴海给总理写了封5000字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长信。

  “第一个没想到总理能收到这封信，第二个没想到总理和国家对基层企业这么重视。”

  5月14日，在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北京桔子酒店CEO吴海连说了两个“没想到”，更没想到的是还第一次受邀进入了。

  一个多月前，吴海在网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痛陈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受的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种种不公正待遇，此后，这封信“惊动”了三位国务院领导：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作出批示。

  5月12日，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简政放权要开门搞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反映明显问题入手。

  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率先垂范，举行第一次“点菜、评菜、端菜”座谈会——企业代表吴海、公众代表中国政府大学副教授翟继光现场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专家学者进行点评、提出建议，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接招，做出回应。

  今年3月23日凌晨，吴海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写给总理的5000字长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作为桔子水晶酒店的CEO，他在信中讲述了一个普通创业者的感受，替不少企业家喊了句“憋屈”。

  在公开信和座谈会上，吴海都说到，自己创办企业多年来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执行政策规定标准不一，执法自由裁量权大。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般而言，开设酒店，需要装修完成后审批通过并拿到不同的证照之后才可以开业，期间需要和建委、消防、公安、卫生、工商、环评等部门打交道，由于各个部门之间信息未实现共享，严格走流程下来通常要两三个月，期间的损失就达300-400万元。

  正常流程之外，还有酒店不得不面临的“潜规则”：酒店行业的行政审批已下放到基层，这本是方便企业办事的制度设计，执行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让企业日子难过。

  他举例说：“某个城市一些城区身份证、驾驶执照、护照都可当作有效证件登记，另一些城区就只有身份证才算有效证件，在同一个城市这个标准就不统一，我们开店怎么办？”

  比起“有效证件”，还有让吴海更无奈的事情。吴海说，国家有治安管理条例，到各地方有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但是每个城市的每个城区，甚至街道派出所都可以随意解释。这直接引发一个问题，和酒店关系不好派出所，可以半夜挨个敲客人房门，说是“依规定”检查入住客人身份证和本人是不是一样。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地方政府连统一的标准都没有？像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中央把很多简政放权放到地方以后，是否能确定一个标准？”吴海在会场发问。

  当天，和吴海同样受邀参会一起“点菜”的，还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8年之前，他曾在网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给女儿的一封信》，讲述了为女儿办理准生证和户口往返北京、江西多次的亲身经历。

  不过谈及这封8年前写给女儿的信时，翟继光说，这里面反映的一些问题，有些在今天还存在，有人给他邮件，说“我们遇到的比你还更难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通过多年研究和调研发现，百姓办事难，一大缘由是各个政府部门没能实现部门信息共享。

  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内因与现行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现在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编制确定、部门预算管理、业务流程设计、行政文化、考核方式等，都是形成于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反映的是一种供给主导、部门分工的行业管理方式。

  不过，国内也有实现部门信息共享，方便群众办事的成功案例。北京市的小客车摇号系统，就是电子政务的一次成功实践。

  据了解，百姓想要摇号，需要出示的信息分别在公安、国税、地税、民政、司法、财政、人力社保、商务、工商、质监等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掌握。如果每个人提供几份到十几份材料，加上超过200万的申请人，操作难度很大。为此，在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的督办下，北京市有关部门实现了信息共享。申请人只需要在电脑前填入最基本的信息，其他一切都在后台解决。

  通过北京市机动车摇号的案例，周汉华认为，外因力量介入不够，也是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程度较低的原因。如果有足够强有力的外部力量介入，电子政务是能做到的。

  座谈会上，就难办事难，与会的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场多个部门相关负责人现场进行回应。

  “北京市进行了深刻反思。”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尹培彦说，自从获知两位公众反映的问题，北京市格外的重视，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抓紧整改他说，明年一季度以前，北京要实现全市市级执法部门的裁量标准，全部在网站公示，接受社会查询和监督，各区县政府将于明年年底前全部跟进完成。

  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范问题，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刘显华说，“比如说处罚是1万到8万，那可以处罚1万，也可以处罚8万，这样就有操作空间了，所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由此而产生，那我们要量化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办人情案、关系案，防止对本地企业处理宽，对外地企业处理严。”

  “现在很多管理制度不是说主管部门在做制度设计的问题，往往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是在基层执行的问题。”公安部新闻中心副主任陆红燕在现场直言，“比如说准生证和办理户口制度的问题，公安部的户籍制度是明确的，只要这一个孩子出生了来办户口就要办理户口，可能在地方执行的时候，地方政府有一些政策的捆绑。”

  需要办理的证多、每个证要提交的材料多，是周汉华总结的老百姓办事难的最显著表现。周汉华建议，在这一方面，中国借鉴韩国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韩国在电子政务方面有比较成功的探索。韩国的电子政务法规定，除了具备特殊理由之外，行政机关能够最终靠电子方式确认的事项不可以要求业务申请人自行确认并提交。其次，行政机关搜集和保留的行政信息应该向需要该信息的其他机关进行共享，而可以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的可信赖的信息的时候，不得另行搜集相同内容的信息。

  正因如此，周汉华建议参照韩国做法，通过网上办事来倒逼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的生存，借助互联网+建立一个需求驱动的、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

  “一是尽量合并证照的功能，尽量整合不同证件的功能，逐步实现一卡多用、一卡通用。第二，对办事业务中需要出示的纸质材料需要借鉴和推广北京小客车摇号的经验，通过信息共享实现部门信息的交叉对比，减少公众提交证明材料的负担。”他说。（记者 陈磊 彭美）